8月20日，我们二队（队长何治华，队员阮海峰、张建英、周俊）开启了“四普”岐山新征程。有了麟游和扶风两个县的工作经验，我们在外业和内业上都更加熟练。对于我们来说，普查就是一次远足，我们在一次次发现中忘却一时艰辛，奔走在田间地头，在感怀和回望中获得成长。

行路难不只存在于高险的蜀道，即使平坦如斯的关中平原，也会在路上遇到各种难题。 

我们在第一个文物点——麻家堡址就犯了难。我们需要在满是林木的台塬上找到堡址的四面墙体。因正值三伏，林子内到处是各种生物，蜘蛛网总是变成拦路虎，一不小心就撞个满怀。我们在树丛内来回穿梭，只为得到堡址的准确数据。

张家沟西遗址处于四周断崖的台塬顶部。正值八月的这里草木茂盛，即使有路也被掩映在草丛中。我们看着十几米高的断崖束手无策，斟酌半天商议从西边突破。阮海峰率先找到了路，其实也不能称之为路，只不过比起断崖，这里至少允许我们爬上去。正当我们窃喜上去就能登顶的时候，没想到离目的地还有一个断崖的距离。继续找路，阮海峰再次发挥他的出色技能，找到一条直达崖顶的废弃生产路。
 

有时候双腿能走的路，对于车来说就略显艰难。9月3日，我们开启了“最颠簸”的旅程——前往九龙山。九龙山寺庙遗址坐落于秦岭腹地的九龙山山腰。第二天一早，我们向蔡家坡镇出发，一路上“树木丛生，百草丰茂”，满世界的绿意直达眼底，天气晴好，令人心旷神怡。行至山口，路况突变，逼仄的小路仅能容一辆车通行，路面崎岖不堪，我们坐在车里控制不住地摇头晃脑，来了一次全身按摩。

下车爬山，由于夜间下过雨，山林里雾气弥漫，路两旁的树枝上挂满各种衣物，看得人心里发毛。路遇几人去九龙山寺庙烧香，我们上前询问，得知挂衣物的目的是为了祛病消灾，原来我们觉得瘆人的东西却寄托着别人生的希望。登上九龙山寺庙，它就掩映在万山丛林之中。根据三普资料和询问香客，我们锁定寺庙旧址，并发现一块裂为两半的碑石，碑阳紧贴地面。为了弄清楚碑刻年代，我们必须将它翻过来，阮海峰和周俊两人立马上手，以九牛二虎之力将其来个大翻身，我们才看见它的真容，仔细辨认落款和碑身文字，测量数据，直到此时，我们才算真正完成这个遗址的信息采集工作。
 

我们也曾陷入屡屡碰壁的窘境。

史家河遗址，我们在经过了擦肩而过、无路可走、屡战屡败后，才发现到遗址只有一扇门的距离。由于遗址附近新建了厂房，堵住了东边的去路，而南、北、西三面分别被玉米地和断崖包围。我们起先绕到东侧，只见厂房的四面围墙完全挡住去路，只好试图从北边的玉米地“突入”。阮海峰和周俊首当其冲。然而玉米地并不给我们好看。路没找到，阮海峰脖子和脸全部挂彩，周俊痛失墨镜，甚至迷失其中。最后还是何老师再次绕到厂房，进入院内，从工厂侧门到达遗址所在，这真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外业调查的困难远不止此，找不到标本也令人惆怅。

田野调查的其中一项就是采集标本，这主要是针对遗址进行的。一处灰坑和文化层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具价值的，不仅因为可以采集到标本，而且可以根据遗迹现象来判断年代。对于遗存丰富的遗址，我们可以大方地挑挑拣拣。而那些遗存稀少、地表不见任何遗物的遗址，来回寻觅几遍可能都没有任何收获，找到一个指甲大小的碎片都是一种奢侈。

野外调查时间久了，似乎每个人都患上了考古综合症，它的具体症状包括但不限于看见断崖就兴奋，进入遗址自然地放慢脚步、低头，看见灰坑和文化层就激动。每个人的专业技能都在提，知道该去哪里寻找遗物，采集什么样的标本，根据器形、材质、纹饰判断它的年代。
 

合理分工是顺利开展工作的保证。

何老师会提前规划行动路线，在经过一番踏查后仔细严谨地划定边界，时刻提醒我们将工作做到位；阮海峰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遗迹，并自然地为我们开路；我负责拍照和现场记录；周俊完成测绘与航拍任务。明确的分工使得我们的工作可以有条不紊地展开。

对每一座灰坑、每一处文化层数据进行测量、拍照取证，仔细描述方位、形状、内涵；对每个遗址的地理位置、内涵、地形、四至边界进行拍照记录；精准测量每个建筑数据；严谨记录每一座墓葬形制，这些是我们的既定流程。

遇到找不到路、找不到遗迹的时候，我们总要再坚持一下，再多跑一些，怀着不能放弃、绝不放弃的信念，坚持到最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文物普查实在是一项充满惊喜又成就感满满的工作，但也会带着诸多遗憾。

那些曾经闪耀着先民伟大智慧的古文化遗址，原是先民休养生息、生活繁衍的沃土，在经历漫长岁月之后，只剩下斑驳废墟和残碎遗物；摩崖造像也会因为久经风霜失去它本来的面目，只留下一些残影；雕梁画栋的宏伟建筑，也会因为雨雪失去他的光彩。我们想要尽力却又感无力，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文字和照片详细记录它们。文物普查的现实意义也在于此。
 

面对这些珍贵遗产，感动也是时常发生的。

有时候会感动于我们与先民的奇妙连接。那些积淀着数千年岁月的陶片，它们在先民的手里幻化成形，久经风霜，等着我们发现。那种漫长岁月里的坚守，令人敬畏。仔细摸索每一个陶片，观察它的纹饰，揣摩做器者的心态，有时候竟能看到做器者的指纹，这能不能算来自远古的呼唤。

有时候也会感动于乡民的淳朴和热情。在姚氏祠堂，当得知我们将祠堂列为文物要加以保护时，二位老伯兴奋地为我们讲述祠堂的由来和修葺过程。当我们向他们解释这里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他们当即表示要与我们一同前往遗址，看着我从断崖上采集的陶片，他们难掩喜悦之情，连连感叹。

偶遇的路人在我们没有自报家门的情况下脱口而出“文物普查”。我有些许惊讶，又感到无比庆幸，保护文物不是文物工作者的专利，全民参与、全民保护一定有光辉的未来 ！ 
 

志不强者智不达。

文物工作一定要有一些执着在里面，还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耐心和细心也必不可少。仔细、准确地记录每一个文物数据，每一个遗迹现象，应该是每个文物工作者职业生涯的必修课。

前路漫漫，任重道远。

留在祖国大地上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有七十多万处。它们各有特色，各具价值。它们经过上千年甚至上万年，在广袤大地上留下的凤毛麟角，足够几代文物人穷极一生去守护。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七十多万份遗产，有我们守护的一份；五千年文明史，有我们书写的一段。记录不是最终目的，保护和传承才是。我们有责任、有希望把我们的历史写得更长、更厚。

图文 〡市普查队、市考古研究所  张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