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鸡传奇考古圣地（一·2）_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斗鸡台，陇海铁路宝鸡段一处的隧道名，因20世纪初这一带发生了民国第一文物大盗案而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后来徐旭生、苏秉琦等先生在斗鸡台的考古发掘被称为陕西考古“第一铲”，宝鸡也因而被中国考古界称为“考古圣地”。而苏秉琦先生创建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的实践本身，就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考古学派的过程。

一

民国第一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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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鸡宝物今安在

戴家湾铜器的流传过程以刘明科和高次若的调查最为详细，他们曾多次到西安拜访刘安国先生、郑郁文先生等，详细了解宝物抵达西安后的一些情况，并调查铜器的流向。

刘明科著：《宝鸡考古撷萃》

刘明科、高次若、杨曙明

著：《戴家湾寻古纪事》

戴家湾村村民戴宏杰老人，经历了党玉琨的盗掘行动，还参加了苏秉琦先生后来的发掘工作。党玉琨将文物挖出后，暂时寄存在杨万胜家中。后陆续运回驻防司令部所在地凤翔周家大院。虽有专人看管，但是偷盗、抢劫仍时有发生。一次，因挖出的宝物被土匪抢劫，多人被怀疑，还差点丢了性命。杨万胜家中有个雇工叫杨冬满，他也曾经将挖出的宝物送到过杨万胜家。后来这些东西被一个叫杨根深的人半夜偷走了，杨冬满因此受到党玉琨手下的怀疑，欲残忍地将他活埋,幸亏杨冬满的哥哥及时赶到，才将他救了出来。除了被抢、被盗和用来拉拢关系送出去一部分铜器外，党玉琨的家眷们为了争抢古物，也是鸡犬不宁。先是党的三姨太与其父串通，收买了当时负责盗宝事宜的刘差官长（差官长，相当于当地的警察局长）将四件铜器（一卣、二鼎、一觚）装入木箱，偷运至娘家藏匿。事后被党知道，除刘差官长受到责罚外，党还派人将古物全部追缴回来。党的二姨太张彩霞知道后便到周公馆大闹一通，逼迫党给了她一些古物。据说她将这些东西分别埋藏在高陵、富平等地。宋哲元供破凤翔城后，张彩霞被俘，宋对其进行了逼供，在确认已掌握全部藏宝地点后，以盗挖圣贤坟茔等罪将其枪毙。另外，党玉琨还曾将一些器物分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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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妾和亲友们的争抢令党头疼不已，他一方面积极寻求买主，另一方面与贺春轩密谋，将一些精致的器物埋藏在凤翔某处。贺春轩后来回忆说，埋藏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秘密进行的，参与者仅党、贺两人和一名党的贴身侍卫。埋藏地点定在一个空院落的防空洞内,所埋的是最大的铜禁上摆放的一组器物。次日，党命军士将防空洞用土填埋。宋哲元破城后，曾派人四处寻觅这些东西，并盲目地进行挖掘，最后草草收场，至今仍为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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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掘行动约在1928年春天结束。6月，原陕西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亲率三个师开始围剿党玉琨。凤翔城坚池深，粮弹充足，围攻三个来月，不能下。当时十三军奉命调往汉中，路经凤翔，宋哲元同十三军军长张维玺商议，共同攻城。由于凤翔县城异常坚固，曲射炮不起作用，于是就采用挖地洞埋雷的方式。由天主教堂院东边开始，日夜不停，经过两个多星期，地洞挖成。用棺材装好炸药，置于城墙下。8月25日拂晓，攻城部队先用炸药将城墙炸开，激战至上午10时，党军弹尽缴械。党玉琨在逃跑时被乱枪打死在南城壕里。党的妻妾被解往西安，以退缴党在宝鸡戴家湾挖出的古物，其余家眷和3岁左右的儿子则均被枪杀。破城后，宋哲元抢先占领了存放宝物最多的周公馆，引起了张维玺的不满。张派人抢占了党玉琨的司令部仓库，也控制了一部分珍宝和烟土、银元等。张将所得横财命辎重兵秘密驮运回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省邯郸市）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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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结束后，宋哲元把所获的部分文物在凤翔新城四面亭内展览了一天，随后军法处长肖振瀛率兵，动用汽车、骡马车装载古物、银元、烟土等返回西安。宋哲元在向报界介绍凤翔的战事情况后说：“另缴获党拐子银元、烟土颇多，其中古物约计40余件。此40余件古物，大多数均为铜器，现存省政府，编号封存，拟以半数送中央，半数保存西安。”

宋哲元的不实言论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不满，各大报纸纷纷登文谴责宋哲元。戴家湾铜器自此开始名声大噪。宋哲元虽然可以蒙蔽外界，却很难瞒过自已的上司和僚属。为了息事宁人，他先后将一些器物送给了冯玉祥、肖振瀛、陈玉耀、张维藩等人。新中国成立后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雨鼎就是其中的一件。

据罗宏才先生调查，党玉琨在西安还有一个办事处，位于西大街。党玉琨的二姨太张彩霞被抓后，并没有供出这一地点。当时的经理叫王作宾，他看到宋哲元派人四处追查党的逆产，就转移财物、关闭商号，躲藏了起来。张彩霞被处死后，王作宾念及旧情，写信给党玉琨的侄子党伯平（曾随吕勇芳出关，任吕部营长，居汉口），请他速回西安处理后事。党伯平到西安后与王作宾一起商议，准备将张彩霞的棺木运回富平老家，同时将原商号的所有财物都装箱封存，一并运回。这批财物几经转移，现下落不明。

党玉琨盗掘的斗鸡台文物虽然经手人和流传的渠道很多，但最终的结果表明，主要有两条线：一是经过党玉琨——宋哲元——肖振瀛这条线，另一个是斗鸡台——凤翔——西安——天津这条路，最终大部分珍贵文物都卖到了海外，主要是日本、美国和英国。

党玉琨在戴家沟挖出的铜器、玉器等约1500多件，保存完好的有740多件，资料完整可作研究的有153件，其中饪食器70余件，酒器39件，水器9件，兵器18件及其它多种杂器等。所属时代包括商、周、秦、汉等几个时期，尤以周、秦两个朝代为最多。这些文物中，也不乏属于西周早期的重要铜器。

2

意外收获

当年在对这批文物做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曾经用墨汁拓了数十张纸的铭文拓片。铭文大都为1至3字，最多的十几个字。宋哲元调离西安时，这批文物照片和珍贵的拓片资料未被带走，后来被一农民在西关发现。当时，这些珍贵的资料已经装订成了5本册子，并且像字帖一样经过装裱，被一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所收买。这5本册子，就是后来流传于国内外的党玉琨盗掘斗鸡台戴家沟铜器照片的来源。

1945年，西安的刘安国先生偶然在西安市北大街破烂市上，碰到王子善正拿着这5本照片册出售。王子善是汉中人，其子当时在刘安国任校长的中学读书。刘便利用这种关系，通过其子之手买下了这部照片册。当时，这5本照片册上已有了书法家刘自椟先生题写的“右辅环宝留珍”字样。

刘安国得到照片册后，曾请古董名家杨钟健过目，并请当年曾对这批文物逐器鉴定、并保存有部分文物拓片的薛崇勋先生辨认。薛崇勋老先生再次见到这些照片后，不禁感慨万端，唏嘘不已，遂欣然命笔，在册子的卷首写道：

“彝器景本五册，乃富平党玉坤驻凤翔，迫发民夫在祀鸡台发掘者。戊辰（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轩(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释者，去今已15年矣……不意，乙酉春，依仁兄在长安市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1955年至1966年间，刘安国曾两次托考古专家石兴邦和郑振铎等人将油印册及从薛崇勋处所得的拓片30张一起带到北京，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等专家过目，并请设法编辑出版。唐、陈二先生接到这些珍贵资料以后，翻拍了所辑文物的部分照片，陈先生还作了笔记，但最终未得出版，乃将原物全部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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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雪莉著：《宝鸡戴家湾商周铜器群的整理与研究》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资料室保存的戴家湾铜器照片由故宮的唐复年先生提供。其最初的来源是刘安国先生购买的那5本铜器相册，再向前追溯，则是宋哲元将文物送到西安后所拍。这些照片共143张，包括铜器和铭文两部分，其中铜器照片121张，拓片照片22张。器物有独照，也有几件合照的，大多数为商周时期，亦有少部分为秦汉时期的铜器。除此之外还有兵器、铠甲、铜泡等物。照片因拍摄的年代较早，再加上数次翻拍，所以普遍不清晰，只能看到器物的轮廓和大概的纹饰。

鉴于戴家湾出土器物大多流散到世界各地，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学术考量，邀请本所研究员陈昭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张懋镕教授整理戴家湾流散的青铜器。三位学者花费多年时间，同心协力，一起奔走，取得很大成果。2012年春天，相距戴家湾南约5公里的渭河南岸石鼓山出土了大量商周时期青铜器，两地所出青铜器极为相似。在三位学者的努力下，将石鼓山铜器与戴家湾铜器一起编辑成书（《宝鸡戴家湾与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铜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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